清朝王爷街头摆摊毛主席知道后给他安排工作：小摊就不要摆了

  每天凌晨天不亮，这位清朝王爷就会到北城德胜门外的“鬼市”摆摊，全家人勉强糊口。“鬼市”之所以被称为“鬼市”，主要是因为天一亮，这个集市就没有了。

  这位清朝王爷难道真的无另外的出路了吗？当然并非是，当初有不少汉奸找到他，劝他出山，并许给他高官俸禄，但都被他给拒绝了。

  周恩来将这位清朝王爷的情况上报给了中央，毛主席得知后内心也是感慨万分，随后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并说：“小摊就不要摆了。”

  这位拒绝高官俸禄，死也不出卖祖国的就是载涛，同时也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叔。

  载涛1886年出生在醇亲王府，醇亲王原本有七个儿子，三个早丧，剩下四个儿子，分别是载湉（光绪）、载沣、载洵和载涛。醇亲王去世后，8岁的载沣承袭了王爵，5岁的载涛则被封为二等镇国将军。

  1908年载沣的儿子溥仪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载沣当上了摄政王，载涛这位皇叔也加官进爵。载涛在清朝所达到的官职的顶点是军咨大臣和禁卫军训练大臣。

  军咨大臣也就等于参谋总长，掌握着军令，而禁卫军训练大臣的主要责任是保护北京。不过非常可惜的是载涛得到这些荣誉是在溥仪登基以后，此时末代王朝已经岌岌可危。

  辛亥革命后，载涛深入简出，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他要么在家演戏养花、养鸟养鱼，要么到马场赛马，要么骑上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乱逛。

  那么载涛为何能够如此悠闲呢？其实他的生活支出来源主要靠《清室优待条件》规定的“清室家用补助”。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了皇宫，也废除了之前提出的优待条件，在北京生活的皇族们也断了主要的生活来源，载涛家中的生活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载涛将自己的涛贝勒府给买了，并在宽街的山老胡同买了一处比较小的宅院，用来隐居。从这样一个时间段到解放前，载涛曾有两次“出山”的机会，但是都被他给拒绝了。

  第一次是在1932年，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成立了伪满洲国，重新当上了“皇帝”，前清朝皇族中的许多成员也纷纷投靠伪满洲国，捞了不少好处，也当了一官半职。

  在此期间，溥仪曾托人带信，甚至亲自派人来到北京，劝说载涛前往东北的“满洲帝国”担任一些职务。载涛听后没有同意，反而坚定地说：“我坚决不会去当亡国奴！”

  载涛第二次拒绝“出山”是在日军投降前夕，华北伪政权风雨飘摇的时候。载涛当年的老朋友、也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希望他能出来帮自己一把，便专程来到载涛的家中拜访。

  两人刚坐下，王揖唐就说：“涛贝勒，您是政界、军界的名流，又有主政和主军的经验、才干，我如今年纪大了，干不动了，不如你来帮帮我吧？”

  载涛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这位老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现在日本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你是看形势不好，才拉我去当垫背的，我才不干那种傻事呢！”

  只见载涛双手一抱，向王揖唐作了个揖，十分风趣地说：“你就饶了我吧，我可不适合小轿车，还是骑我自己的自行车比较自在。”

  载涛之前花钱大手大脚，自从生活困难后，他就有了个喜欢记账的习惯。每天买啥东西，花了多少钱，到晚上的时候载涛都会一一记下来。

  刚开始家里还是账房先生专门管着这件事，后来没有俸禄，家里也没有正式的收入，生活是比较拮据的。载涛为了节约开支，将账房先生给辞掉了，记账的事情由他的三儿媳担负，他本人则需要亲自过问。

  载涛对账目一丝不苟，一分钱也是不能错的。某天载涛给夫人钱，让她上街去买点东西，晚上夫人给载涛交账的时候，钱物却对不上了，少了一包味精钱。

  然而不管夫人怎么找，这包味精都没有被找到，载涛说：“你好好想想，到底是买了味精还是别的东西？”夫人说：“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载涛仍然坚持让夫人再想想。

  于是夫人为了今晚睡一个好觉，便灵机一动，悄悄从口袋里拿出两角钱，对载涛说：“看，两角钱在这呢！我装在里边衣兜了，难怪找不到呢！”

  第二天夫人在她的短大衣口袋中找到那包味精，原来买完东西后就顺手装进了口袋里，回到家脱掉外衣，自然怎么找也找不到了。夫人将这包味精交给载涛，载涛说：“记账上，你买味精一包，算今天的开支。”

  大陆解放前几年，北平的物价高速上涨，通货膨胀，中央银行的许多票券都像废纸一样不顶用，载涛家一时间连吃玉米面的局面都很难维持了。载涛每天在家里转来转去，想要找到一个解决家里困难的事情，但非常可惜的是怎么想也想不出来。

  某天载涛听到胡同里打“拨浪鼓”的声音，就悄悄将走街串巷收买旧衣服的人叫到家中，拿出许多破旧衣服给变卖掉，这也算一项“收入”。但是打小鼓的人并不常来，这又令载涛十分头疼。

  载涛突然灵机一动，既然打小鼓的人不经常来，那我就去德胜门旁的小市上摆摊吧！

  载涛每天晚上在屋内翻腾，将用处不是很大或者暂时用不到的旧衣服一一挑选出来，打包好，第二天和夫人一起骑上自行车到德胜门外的小市摆地摊。

  刚开始的时候夫人感觉自己当初也是名门望族的人，如今却要来摆摊，难免面子上会抹不开。载涛知道后却说：“我们一不偷，二不抢，卖自己的东西有什么丢人的？你看我们家里有几十口人，我们不卖点东西，他们吃什么？”

  摆摊可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必须要早起，占到一个好位置，一旦起晚了，好位置没有了，那么今天算是白干了。

  载涛和夫人每天很早就出发，来到小市后将带来的包袱放在地上，再将包袱内需要卖的东西一一摆放整齐，然后坐在后面等着顾客上门。卖掉一些东西后，载涛和夫人就会在大街里买一点杂合面，回家做疙瘩汤喝。

  由于载涛经常到小市上售卖东西，因为他和那里的其他小贩也混得很熟，只要载涛和夫人一到小市，周围的人都会热情地打招呼。这个说：“七爷摆我这里！”那个说：“七爷离我近一点！”

  常在小市摆摊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如今的贝勒爷和自己混得差不多，也在小市摆摊。

  载涛从十几岁开始就学习骑马射箭，还曾到法国索米奇兵学校进修过，他不仅骑术十分精湛，而且对马颇有研究。载涛就是因为熟悉马、懂得马而让他获得毛主席的青睐，获得了一份工作。

  不管是什么马从载涛面前经过，他都能说出这匹马有几岁口，也能分辨出哪些是骑马，哪些是驮马。不过“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了北平，他们的大洋马在大街上四处横行，百姓们也被剥夺了骑马的权利。

  1950年6月，当时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李济深向周恩来介绍了载涛，并建议邀请载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周恩来欣然同意，随后上报给毛主席，后经毛主席批准，邀请载涛参加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期间，担任政协副主席的周恩来特意找到载涛，带有歉意地对他说：“载涛先生，第一次会议没有邀请您参加，我把您这位几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

  载涛握着周恩来的手，激动地半响都说不出话，紧接着周恩来十分诚恳地请载涛向政府提出提案，帮助政府改进工作。

  然而这却将载涛给难住了，不管载涛怎么想，也想不出自己能提出的建议。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李济深说：“你能发挥你的特长，你不是懂马吗？就提个关于军马方面的议案吧！”

  好友的这句话燃起了载涛心中深埋已久的火，经过一番考虑后，载涛很快就拟定了一份《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建议。李济深等人看后方案后觉得写得很好，并愉快地接受了载涛的邀请，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

  周恩来总理对载涛这一提案也是十分重视的，随后交给毛主席。毛主席批阅后十分欣赏载涛的赤诚爱国之心，再加上得知载涛现在正在摆摊，便给他安排了个职务，并说：“摊就不要摆了。”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从接到任命状的第一天起，这位曾经担任过军咨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的王爷，一下子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员。这个改变令载涛十分震惊，也十分难以相信，他高兴地说：“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

  不过载涛也是有些疑惑的：“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当人民的顾问呢？”他更纳闷：“我从来就没见过毛主席，他怎么知道我载涛呢？”

  1950年11月中旬，朝鲜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敌军凭借着有飞机的优势占领制空权，并用坦克和大炮对我军交通运输线进行狂轰滥炸，一时间也斩断了我方供给补给线。

  我军的苏式卡车等机械化运输工具并不适合崎岖的山地，这也延缓了我军炮兵的运动，于是军马就成为主要的运输工具，这也在战争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决定立刻向朝鲜前线运输了大量的军马，以此解决后期补给运输的问题。1951年初，朱德亲自给马政局打去电话，要求他们立即向朝鲜战场运输大量的军马。

  当时炮司马政局只能为战争中的炮兵部队运输一部分军马，然而如果要想全国征集或者调集军马的话，炮司马政局的手中有没有这么大的权利，因此完成这一任务是比较困难的。

  经过研究后决定：“立即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马政局（简称军委马政局）。”在筹建的时候，工作人员在大门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军委马政局的全称。

  郑新潮和载涛等马政局成员研究后，拿出了向全国调集军马的整体实施方案，此后他们还率领工作小组火速前往东北、新疆等地，选购征集军马。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周恩来和乌兰夫在接见了载涛和郑新潮，夸奖军委马政局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发挥了十分重要的调集军马的作用，为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大量的时间。

  军马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在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时期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51年元旦刚过，载涛就要去东北视察牡丹江等军马场。1月3日，郑新潮返回东北军马场，对谢家沟、扎兰屯等军马场进行了安排和布置，也做了充足的准备。

  除此之外郑新潮等人还在牡丹江军马场的北山之阳建了一处5间平房的招待所，在一个大土疙瘩上建了一个“阅马场”。

  6月4日，载涛在炮兵司令部作战部的魏梦笔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到牡丹江军马场。当载涛看到郑新潮等人建的5间招待所后，笑着说：“你们修建的房子还挺别致的，里面竟然还有土木工程师啊！”

  郑新潮等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大家纷纷邀请载涛在门首上题词，他笑着答应了，然后写下“牧马山庄”四个大字。

  载涛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三件事是令他最激动的，第一是接到毛主席的任命状；第二是接到印有国徽的一张大红请柬，是邀请他观看1957年国庆节的阅兵。

  如果说这两件是载涛在政治上获得新生的标志，那么第三件事就是在生活上得到国家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也令载涛感到新社会人和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

  载涛每天都要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总后机关上班，当这件事被同志知道后，他们既吃惊又担心，毕竟载涛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能骑车跑那么远去上班呢？

  1952年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给载涛写去一封信：

  “载涛顾问，我们考虑到您年纪已经大了，每天都来到马政局工作恐怕是有些不方便的，为了照顾您的健康，我们决定从即日起请您在家里住宿，平时办公可以不到马政局办公，遇到有商量事务的时候，我们将会通知您来。”

  载涛接到这封信后，深感党和政府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不久后，载涛又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从此开始在政协参加学习。

  某天载涛正在开会，突然有工作人员告诉他家里来电话了，有很重要的事情。载涛去接电话，没想到家里人却说：“北房东南角上塌了一个大窟窿，你赶紧回来想办法修修吧！”

  载涛放下电话，连忙回去和同事们说一声，大家问他出什么样的事情了？载涛十分风趣地回答道：“天公不作美啊，我家房子塌了，家里人让我回去修修呢！我怎么修得起呢！”

  随后载涛向主持会议的人请假，回家张罗修房子了。这件事被毛主席知道后，在某次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说：“听说载涛的生活不算太好，前几天房子坏了，家里打电话让他回去修，载涛先生哪里会修呢？不如这样吧，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块当做修房的钱。”

  座谈会结束后，毛主席将这笔钱交给章士钊，让他送到载涛的家中。载涛接到这笔钱后十分感动，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泪水也瞬间夺眶而出，直到好一会才说：“真的很感谢主席对我的照顾和关心！”

  房子修好后，载涛给毛主席写去一封信，表达了他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也表达了他报效祖国和人民的一片心意。

  1955年7月5日，载涛出席了一次会议。在大会休息期间，周恩来见到载涛，十分亲切地说：“载老好！”随后周恩来又将载涛介绍给毛主席：“主席，这位是载涛先生，也是溥仪的叔父。”

  毛主席和载涛握了握手，由于载涛是满族代表，所以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就和他谈起了满族的情况，从长白山发祥地到入主中原，再从康乾盛世到辛亥革命……

  在谈话的过程中，载涛看到和蔼可亲的毛主席和周恩来，便感到一点也不拘束，于是他大胆给毛主席提了一个建议：“主席，满清这个提法不太合适，满族人听了会有点反感。”

  周恩来在一旁听也表示赞许，说：“清朝就是清朝嘛，为啥不提蒙元，单提满清呢？这是应该改的！”

  毛主席听了周恩来的话笑了笑，转过头来对载涛说：“有道理，有道理，是该改。”

  没过多久，经周恩来的批准，国务院向全国发布了关于今后在行文和书刑中都不能用“满清”称谓的通知。

  这个通知发出去后，获得了全国各地满族同胞的欢呼声，还有不少人给载涛写来一些信，委托他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转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并表示全国满族人民跟着和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派人专程到载涛的家中对他说：“毛主席给你派了一个任务，让你去看看你多年不见的侄子。”除此之外市政府还为载涛等人，安排去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溥仪等人的具体事情。

  1956年3月10日，载涛带着两个侄女前往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溥仪等人，互相倾诉了这么多年的相思之情。溥仪也一改昔日的君臣称谓，恢复了正常的侄叔之情。

  载涛在和溥仪等人叙旧的同时，也不忘向他们讲述自己在会议上见到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情景，还向他们说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夸奖皇室成员在狱中的进步、关心溥仪的学习，并让载涛专程来看望等情况。

  载涛的话也令在场的家人都感动得泣不成声，三年后，也就是1959年12月4日，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

  1969年，载涛偏瘫后卧床不起，夫人和儿子儿媳十分担心，喂汤喂药，极为精心周到。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家民委对载涛的病也十分关心，常常派人到他的家中探望，询问他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要求，然后尽全力帮助他。

  1970年9月2日载涛逝世，享年83岁，由于当时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特殊，所以没有开追悼会，只是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载涛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后，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八室。

  一位清王朝的“皇叔”，安葬在新中国的革命公墓，得到了他光荣的归宿。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